文 | 氨基观察
谈及日本制药业，武田、安斯泰来、小野及卫材等跨国巨头声名显赫，在iPS细胞、再生医学与免疫学等领域屡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其本土药品市场规模更是稳居全球前三。
然而，若论及具备全球竞争力的日本本土Biotech，却鲜有人能叫出名字。
这种强烈的反差，恰恰折射出日本创新药产业最令人深思的困境。美国持续孵化出Moderna、Vertex、Revolution等标杆性Biotech，中国则在十余年间批量涌现出具备全球临床与商业化能力的创新初创企业，创新管线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
反观日本，既不缺顶尖科学家，也不缺庞大的市场，按理说理应孕育出一片繁荣的初创生物技术沃土。但现实是，整个创新药产业的核心话语权，始终被大型药企牢牢把控。
日本并非没有Biotech，只是在巨头挤压与资本冷漠的双重夹击下，本土初创企业难以构筑核心壁垒，导致日本始终无法培育出真正成气候的Biotech。
这种失衡的产业生态，直接导致过去二十多年间日本新药研发效率不断下滑，本土生物技术初创赛道长期处于缺位状态。
当然，日本官方早已意识到这一产业短板，近两年密集出台扶持政策，引导资本向初创企业倾斜。但长年累月形成的生态鸿沟，绝非一朝一夕能够填平，追赶之路依然漫长且艰难。
严重失衡的Biotech产业生态
单从产业基础来看，日本完全有资格成为全球Biotech最活跃的国家之一。
这里坐拥全球第三大药品市场，生命科学基础研究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iPS细胞、再生医学、CAR-T等前沿领域频频产出世界级成果，同时孕育了武田制药、安斯泰来、小野制药等一批国际知名药企。
然而，在光鲜亮丽的底色之下，其新药研发实力却在持续衰退。OPIRS的数据显示，2008年日本研发的全球畅销药物数量高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到了2022年，这一排名已滑落至第六位。
导致这一局面的核心原因，与日本生物制药初创企业（EBP）数量严重匮乏密不可分。
根据日本最大创投数据库INITIAL的统计，截至2025年6月，日本生物医药初创企业总数仅为679家，只有美国的十七分之一。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创新药产业起步较晚，但过去十余年间创新药创业浪潮汹涌，企业规模急剧扩张。Biotechgate数据显示，中国生物技术相关公司数量已达5699家，其中Biotechnology企业接近2500家。日本与中美两国之间的差距已十分显著。
更为棘手的是，现存的日本Biotech也未能实现真正的崛起。
近年来，美国不断有Biotech完成数亿美元融资以推进全球III期临床，或成功IPO或被跨国药企（MNCs）高价收购。中国的众多Biotech也逐步跑通了融资、IPO、全球BD的发展闭环。反观日本，尽管每年都有高校衍生创业公司成立，但真正能够持续获得融资、不断推进临床开发的企业却凤毛麟角。
日本制药工业研究机构2025年的调研指出，在108家具备药物研发能力的新兴Biotech中，可统计的临床研发项目仅有235项，平均每家企业约2.5条管线。能够进入后期临床、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几乎为零。
2013年至2022年间，全球获批药物中无一源自日本本土EBP。IQVIA日本临床开发负责人花村信之曾直言：“EBP占据了全球三分之二的在研药物，尽管这些企业在美、中、韩等国表现活跃，但在日本却停滞不前。”这番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Biotech的尴尬处境。
初创企业成长疲软，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供给的严重断层。2023年，日本VC和CVC对Biotech的投资总额为9.13亿美元，而美国同期高达约280亿美元，日本仅及美国的3%左右。即便近年在政府扶持下融资环境有所回暖，但最新数据表明，日本Biotech平均单笔融资规模仍不到美国企业的二十分之一。
大额融资更是寥若晨星。在美国，仅2026年初至今就有12家Biotech完成了超2亿美元的融资。而在日本近五年内，仅有一起生物科技风投基金勉强达到2亿美元规模。如此单薄的资金体量，注定无法支撑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创新药研发持续推进。
本土巨头的管线补充逻辑，进一步暴露了本土初创生态的孱弱。武田、中生制药等日本大型药企近年来频繁通过license-in来充实创新管线，但引进标的多来自中国、欧洲等地，而非日本本土创业公司。
显然，无论是初创企业数量、临床研发实力，还是资本市场融资规模，日本Biotech产业的发展水平，都与其全球第三大医药市场地位及世界领先的基础科研实力严重脱节。
核心资源未能有效赋能Biotech
日本从不缺乏创新技术、顶尖人才与社会资本，问题在于各类核心资源始终难以有效流向初创生物技术企业，产业分配机制存在根本性弊端。
首当其冲的是科研成果。根据Nature Index 2024，日本在生物科学领域排名全球第五，仅次于美、中、德、英。
为推动科研成果产业化，日本高度重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顶尖学府持续孵化衍生企业（Spin-off），政府也相继健全了知识产权制度与TLO体系，并通过AMED等机构助力创新成果商业化。
然而，这些科研成果往往在完成专利布局、技术转让或产业合作后，便在研发早期通过联合研究、授权许可等途径流入大型制药企业，而非交由Biotech继续推进后续的临床开发与商业化进程。
其次是人才。人才的自由流动，是美国Biotech持续迭代的底层逻辑。海外顶尖科学家往往同时兼任高校教职与企业CSO，行业内高管与研发人员跨企业流动成为常态，积累了深厚的商业化研发经验。中国创新赛道同样依托大批海归人才掀起的创业热潮，不少从业者在完成一轮创业后再度投身二次创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初创力量。
日本的行业格局则截然相反。武田、安斯泰来、小野等大型药企汇聚了大量经验丰富的药物研发人才，且普遍实行“终身雇佣制”。
对研究人员而言，进入大型药企意味着稳定的薪酬、成熟的研发平台与清晰的晋升路径。相比之下，Biotech不仅融资缺乏保障，研发失败风险也更高，这进一步阻碍了人才的流动。正如Nature文章所指出的，吸引具有创业精神的科学家离开稳定的高校或企业岗位去创业，依然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最后是资本。资本是决定Biotech能否存活壮大的关键变量，而日本本土投资机构对本土生物技术初创企业极为谨慎。日本生物医药一级市场资金高度依赖本土VC，但这些机构普遍排斥长周期、高风险的早期创新项目。即便涉足生命科学赛道，资金也更倾向于投向成熟的后期资产，极少押注初创Biotech。
资本外流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本土资金的短缺。Dealroom与NordicNinja的联合分析显示，2019至2025年间，约有330亿欧元与日本相关的资本流入欧洲企业，其中生命科学领域占据了相当比重。日本本土资金，正在持续滋养海外的竞争对手。
更令人无奈的是，即便成功上市的Biotech，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2025年12月8日，东京证券交易所针对成长型市场推出了新的上市维持标准。自2030年3月1日起，公司上市五年后市值必须达到至少100亿日元。自当年3月底起，未能在一年整改期内达标的公司原则上将被迫退市。这一规则对本土上市的Biotech而言，无异于一场严峻的“生存”大考。
综合而言，日本缺乏一套引导技术、人才、资本向初创企业倾斜的产业分配机制。大型药企虹吸了绝大多数科研成果与优质研发人才，保守的资本市场则持续挤压初创企业的生存空间。多重因素交织，彻底阻断了本土Biotech的良性成长循环。
产业改革已拉开帷幕
日本已深刻认识到本土生物技术产业的结构性短板，正自上而下推出多项举措，系统性地优化初创企业的发展土壤。
顶层政策定调，将生物医药创业确立为核心发展目标。
2022年，日本提出“Startup Development Five-year Plan”，致力于打造全球一流的创业产业集群；202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Bio Policy Action Plan》，明确了四大产业发展主线：加大本土Biotech扶持力度、完善CDMO产业链配套、加速再生医疗与基因治疗产业化、引进全球资本与海外高端人才，从而系统性构建本土创药创业生态。
设立专项公共基金，弥补早期研发的资金缺口。
日本经济产业省（METI）、AMED、JIC等机构相继推出专项基金，重点扶持临床前及早期研发阶段。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划，到2040财年，围绕创新药研发的公共与社会投资总额将达到23.4万亿日元。
除了内部资金，日本也开始积极引入国际资本力量。例如，F-Prime、RA Capital、4BIO、Eight Roads等机构已参与到日本初创生物医药企业的投资中。同时，日本也依托PA国际厅等全球化行业交流平台，希望借助海外VC注入资金，带动全球临床开发、BD、IPO及并购资源，从而促进日本Biotech深度融入全球创新药生态。
本土大型药企也开始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赋能初创赛道。
例如，武田制药不断扩大与高校、初创企业及风投机构的合作，依托旗下创新中心Takeda i3和全球合作网络，为早期项目提供研发资源与国际开发经验；安斯泰来也通过Astellas Venture Management等平台投资创新Biotech，并积极挖掘日本本土创新项目；小野制药则设立了300亿日元的企业风险投资基金，重点布局创新药、生物技术和数字医疗领域，全力支持初创企业。
不过，本轮产业改革仍处于起步阶段，成熟友好的Biotech产业生态需要长期培育，短期内想要弥合与欧美成熟市场的产业差距，并不现实。
相较于日本，中国Biotech的发展环境显然更为友好。过去十年间，中国Biotech经历了高速增长。资本快速涌入，创新药企业数量激增，BD交易纪录屡被刷新，众多企业的管线已挺进全球3期临床，甚至实现了国际商业化。但如今，行业也步入了新的调整期。同质化竞争日益加剧，融资环境趋冷，二级市场估值回落，不少Biotech再次面临现金流考验。
中日两国的行业困境虽存在本质差异，但破局的底层逻辑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唯有打通技术、人才、资本的本土内循环，构建可持续的创新产业生态，方能实现生物医药行业的长期良性发展。
